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农耕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意义重大。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微观到一个城市的发展而言，文化和经济就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二者统筹兼顾、协同推进，才能够促进一个区域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快速发展。菏泽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文化悠久，自古以来就是历史文化的重镇。菏泽古为济水所汇，菏水所出，是连通古济、泗两大水系的天然湖泊。唐代更名为龙池，又名九卿波，清称夏月湖，今湮，遗址在菏泽市定陶区东北部。据清乾隆二十一年本《曹州府志》记载：清“雍正十三年（1735）曹州升为府，设附郭县，疆域仍州之旧，赐名菏泽”。自此，“菏泽”作为一个县、市、区的专名沿用至今。菏泽地处黄河流域，处在中华文明中的东夷文化由西往东蔓延和儒家文化由东往西浸润的交汇交叉点，这使得菏泽在古代社会夏商周乃至唐朝都一直处于繁荣昌盛的状态中，不仅被史书誉为“天下之中”,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中国文明演化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文化的力量，正是菏泽处于古代社会引领古代文明位置的重要元素。诚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视察菏泽，同菏泽市及各县区主要负责人座谈时指出的那样：“菏泽，传说是伏羲之桑梓，尧舜之故里，先为商汤之京畿，继属曹国之疆土，孙膑、吴起、范蠡、曹植、黄巢、宋江等历史人物都同这里有密切关联，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本文所承担的重要使命，就是以历史的视角对这块层累积淀起来的文化沃土作深度勘探，把菏泽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位置讲清楚，把菏泽独一无二的特色之处讲清楚，把古今菏泽最具标志性和符号意义的东西讲清楚，从而，能够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理解菏泽当下的发展机遇和未来即将出现的巨变奇迹。
一、史前时期，菏泽物华天宝、伟人频现，堪称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中华早期文明的源头
1、远古自然环境优裕。菏泽之名源于《禹贡》，上古称陶，属传说中古代九州、济河之间的兖州之域，大禹治水后划分天下为九州，菏泽属于兖州（鄄城）、徐州（郓城、巨野、成武、单县）、豫州（牡丹区、定陶、曹县、东明）三州交界，所以菏泽称为天下之中。古代的菏泽，土丘布野，河沟纵横，湖盆相连，林木茂密，全国十薮（sǒu）有其二，天下四渎占其半，可谓泽国水乡，渔农并兴。史籍记载的山丘境内就有历山、涂山、景山、曹南山、青山、箕山、富春山、菏山、左山、仿山、栖霞山、幵山、文亭山、金山等；载於《尚书，禹贡》的“菏泽、雷泽、大野泽、孟渚泽”和“济水、濮水、澭水、沮水、菏水、丹水”等湖河泽水，也全在菏泽境内。兀突的山丘，充足的水源，是中华先民们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远古先民在此鱼猎耕种，而使菏泽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2、祖源传说遍布全境。在这片古老的方域，留下了“三皇五帝”创业的足迹。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三皇指伏羲、炎帝和皇帝，五帝指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中华先民的始祖母华胥氏在雷泽(今鄄城县)“履大迹生伏羲”，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源头；中华先民第一个有姓氏的男姓祖先伏羲，别姓氏、造琴瑟、创“八卦”、教农耕，创造了“龙文化”。这里还是炎帝神农氏的故里，尧帝陶唐氏的桑梓，千古贤帝舜也在此“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蚩尤、舜师善父都曾在此建立了丰功伟绩。
3、文化遗存分布广泛。菏泽区域，分布着众多古村落遗址及其他古文化遗存，它为后人开启了探索古文明的窗口，也是菏泽几千年文明延续和发展的见证。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的定陶何楼新石器时代遗址，被确定为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的早期，是鲁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古人类文化遗存，揭示了7000年前先民们在菏泽定居并繁衍生息的具体生活情形，为人们了解中国农业文明发端时期的基本状况提供了重要的观察窗口。此外，境内现有龙山文化堌堆五百余个，其数量之多，面积之大，布点之密，在全国独一无二。众多的史前遗址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历史信息。
这些神话传说和文献记载以及其他广泛留存至今的痕迹，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势力集团的强势崛起和各个区域间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以菏泽为辐射的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格局的雏形。
二、夏商周时期，菏泽以其区域优势，成为中国华夏文化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1、区划沿革：商代，境内中部有三鬷国，定陶与曹县之间有莘国，鄄城与郓城之间有顾国、黎国。西周，今境中部属曹国，东部属鲁国和茅国，西北部属卫国，南部属宋国，东南部有郜国，东北部有须句国，西南有贯国。春秋、战国时期，境内分属宋、鲁、卫国。
2、文献记载和学者研究认为，位于曹县南二十五里的北亳即商都亳；第十三代商王祖乙及以后的祖辛、开甲、祖丁、南庚等五位商王都庇（今郓城县城）约百年。可知有商一朝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在菏泽。众所周知，犬丘是少昊后裔伯益的居地，为秦赵文化的源头；楚丘是颛顼后裔芈（mǐ）姓季连的居地，为楚文化源头。按《左传》、《战国策》记载，西晋京相璠、杜预和《水经注》等文献考证，犬丘在雷泽之西，古濮水东岸，今鄄城郑营乡刘堌堆村即犬丘(垂都)遗址。楚丘在曹县东四十里，今梁堌堆龙山遗址即是。是周公东征才把他们逼离菏泽，迁往四方。西周灭商，分封诸侯，菏泽境内封周文王嫡六子叔振铎于陶丘，为曹国；封嫡七子叔武于成为成国；封嫡十子季载于冉(今定陶冉堌)为冉国；封庶子于告，为郜国；封少子臻于单父，为单子国；封太昊后裔于有娀，为戎国等等。
3、在这段历史岁月中，位于今菏泽境域的封国都邑几经变迁。西周时期曹、卫、邮、郜、贯等诸国并存，其中主要封国曹全境位于今菏泽境内，存在五百多年，故后人以“曹”代称此地，在以后的行政区划中菏泽长时间被称作曹州，也正是这个原因。进入春秋时代之后，菏泽境内之地陆续被宋、鲁、齐、秦、魏等诸侯大国蚕食兼并。春秋后期至战国，今菏泽市境没有独立的诸侯国家，为鲁、齐之西境，宋、楚之北境，魏、卫之东境。这一时期，菏泽境城河网密布，土地平阔，交通便利，商旅云集，经济发达，史称“天下之中”。菏泽突出的区位优势，引发了此地多次诸侯会盟和征战。如春秋时期确立齐桓公霸主地位的葵丘之会，奠定晋文公称霸中原实力的晋楚城濮之战，战国时期“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等，都曾于此上演，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留下一幕幕纵横捭阖、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从地理位置上看，菏泽地域范围属中原地区，两周时东接齐鲁，西邻宋魏，南通吴楚，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浸润中，菏泽境域孕育了一批思想家、军事家和理财家。如以儒学成就著称的“孔门十哲”之冉雍、冉耕、冉求和子夏，他们或在德行方面为人楷模，或在儒学的传承中独领风骚；还有先后在单父(今单县)为宰的孔门弟子宓子贱和巫马施，他们或宽政爱民，或勤勉政务，留下了“鸣琴而治"和“披星戴月”的为政佳话；并称“孙吴”的著名军事家吴起、孙膑，其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成为后世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此经商聚富的商圣范蠡和孔门弟子子贡，因其以义取财、富而好礼的儒商思想影响后世；老子的弟子文子，在春秋后期道家思想发展中承上启下、贡献突显，他并作为范蠡的老师，对儒商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思想家、文学家庄子，以其人生智慧写成的《庄子》，被视为道家学派及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活水；左丘明撰写的《左传》和榖梁赤撰写的《榖梁传》，于《春秋》“三传”之中占其二，具有重要的史学和文学价值，也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公羊传》与《谷梁传》作为十三经的二部重要儒家经典，是解释《春秋》经义的著作，是传《春秋》微言大义的，研究《春秋》必须研究《公羊传》与《谷梁传》。《左传》虽然是《春秋》的注释，但其记述范围、时间、空间和内容方面都较完备，是一部比《春秋》更成熟的编年史，加上文笔生动，独其一格，因而深深影响后世史家，在中国史学上有着不朽的地位。著名史学泰斗顾颉刚先生曾经说过：“古史书至今，《左传》价值第一！”。
公元前5世纪，被德国的法兰克部学派称为轴星时代，人类智慧的轴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各自独立起源的区域文明，相互交融，走向以黄河中下游华夏集团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可以说菏泽人上承尧舜，既成就了道家、儒家、兵家等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又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开辟了先路。
三、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菏泽战乱频仍，儒释道等各家文化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1、区划沿革：秦，境内中部、北部属东郡，南部和东部属砀郡。汉，境内分属东郡、山阳郡、济阴郡及豫州之梁国。三国时期，境内属曹魏的兖州。西晋时，境域分属兖州济阴郡、濮阳国、高平国、东平国、陈留国和豫州梁国。东晋十六国时期，境域先为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等国据有，后属东晋之济阴、濮阳、高平、北济阴郡。南北朝初期，境内东部属刘宋，西部属北魏。公元 527年(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置西兖州，济阴郡改属西兖州，州、郡同治定陶。不久，州郡同迁左城(今定陶县西力本屯一带)。公元534年(天平元年)，北魏分为东、西魏，境内属东魏西兖州的济阴郡、濮阳郡。公元578年(北周武帝宣政元年)，北周灭北齐，改西兖州为曹州，仍治左城，是为曹州得名之始。隋，境内中部属曹州，北部属濮州，东北部属郓州，东南部属戴州，南部属宋州。唐代，境内属河南道。五代十国时期，境域分属曹州、濮州、郓州、宋州、单州。
2、秦汉时期，菏泽突显盛世文化景象。秦始皇元年(前221)完成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王朝秦朝。秦王朝统治的时间虽短，却为后继的两汉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承秦制，社会进入了长达400年的相对稳定期。这期间，主体民族-汉族正式形成，国家政治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出现了封建社会进程中的第一个“盛世”，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秦汉之际，菏泽地处当时东西南北交通要冲，境内曾发生过许多与天下兴亡相关的重大事件。在秦末，这里是反秦义军与秦军征战的重要战场。起义首领项梁定陶战殒后，项羽在安阳(今曹县东)夺帅，破釜沉舟前往赵地与秦军主力决战，九战全捷决定了秦王朝的败亡。刘邦战胜项羽后在定陶池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开创了二百余年的西汉王朝。菏泽地处黄河下游，平原广袤，两汉时期农业发达，经济富庶，为农耕文明的辉煌时期。这里诞生了我国现存第一部农业巨著《氾胜之书》。在思想文化领城内，涌现出了陈平、汲黯、魏相等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进入东汉，该朝第一帝刘秀诞生于今菏泽境内的东明县，他实行开明统治，被后世誉为“汉室中兴之君”。另外还集中出现了刘昆、夏恭、杨伦、张训、虞延等一批儒学家和刚正廉吏，其学问和品格受到后世推崇。
3、魏晋至隋唐时期，菏泽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历史呈现出一种迂回曲折的发展状态。在这700多年中，只有盛唐200余年政治统一、社会安定、百业繁荣，其余大多时间战争持续不断，政权更替频繁，南北长期分裂，民族矛盾交织，社会动荡不安。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秦汉开始向南、向西转移，位于今菏泽地区的济阴、濮阳、山阳等诸郡渐沦偏远之地；东晋、南北朝时期又相继被少数民族政权轮番统治，社会动乱尤甚。如此诸多的因素，造成菏泽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化尽失先秦“天下之中”的灿烂辉煌，呈现出相对沉寂、多元发展的态势。曹魏初期，曹操曾屯兵于今鄄城一带。他唯才是举，吸纳天下英才。位于今菏泽地区的济阴、山阳、东郡等诸郡的才学之士，其时纷纷依附曹魏施展才华，建功立业。东晋偏安江南，北方为少数民族执政的十六国割据。其间居于今菏泽境域的卞壶、昊隐之两个文化世家随晋室南迁，在政坛、文坛大显身手，历代人才辈出。之后北魏存在100年的社会稳定期中，江南一个文化世族北移济阴郡定居，其家族士人温子升诗文备受时人推崇，被誉为“北朝三才”之一。隋炀帝实行残酷统治，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致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菏泽人素来崇尚正义，性格耿直，不屈压迫，历代豪杰辈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东郡、梁郡、济阴、东平等郡不堪忍受压迫之苦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加入反抗暴政、起义造反的洪流，涌现了李勣、单雄信、盂海公一批著名的起义将领。唐代社会安定、百业繁荣背景下，菏泽诸学并兴，经学、文学、财学、佛学等成就斐然，涌现了一些成就卓著、颇有影响的名士大家。隋唐时期，菏泽因为出了禅宗宗师赵州和尚和临济宗师义玄禅师，而出现了“佛事繁盛，寺塔林立”的胜景，不仅促进了禅宗文化的繁荣，而且将中国思想传播至东亚、东南亚以至欧美，影响深远。从而，更加巩固了菏泽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位置。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帝国时代。也是文明捍卫的坚韧时期，国家以强大的行政力量来加持思想的深邃，来抵抗野蛮的破坏。菏泽以盛世文化和多元文化的面貌，代表了中华文明在开放融合的走向中，吸收了其他重要的文化基因，迈入成熟时期，推动中国成为了世界文化中心。
四、宋元明清民国时期，菏泽稳步发展，海洋文明曙光乍现
1、区划沿革：北宋，境内初属京东路。元代属中书省。明代，境内大部属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所辖的兖州府，西部和北部各有一部分，个别属京师大名府和山东布政使司所辖的东昌府。1368年(明洪武元年)，因水患将曹州迁徙安陵镇(今牡丹区大黄集镇安陵集)，次年又迁至盘石镇(今曹县城)。1371年(洪武四年)降曹州为曹县。1445年(明正统十年)，复置曹州，领两县。1724年(清雍正二年)曹州升为直隶州。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曹州升为府，辖1州10县(濮州、菏泽县、曹县、定陶县、成武县、单县、巨野县、郓城县、范县、观城县、朝城县)。中华民国初期，境内除东明县属直隶省外，其他全属山东省。 1914年(民国三年)省、县之间增设道，境内大多数县属济宁道。1925年10月22日，山东省将原4道增为11道，境内大部分县属曹濮道，东明县属直隶省大名道。1928年废道制，东明县属直属河北省，其余县直属山东省。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规定省下设行政督察区，于菏泽设立山东省第二行政督察区，除东明县属河北省第十七行政督察区外，其余各县皆属之。
2、宋金元时期，菏泽出现峰回路转的文化繁荣气象。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战和骚乱，宋金元时期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期。这期间虽然也有政权更迭的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动荡，但主流是稳定和发展。在北宋，统治者实行偃武扬文、文官掌权的治国方略，文化氛围较为宽松，知识分子通过为文从政，施展抱负，促使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高度繁荣程度。北宋建都东京开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西向东转移，住今菏泽地区的曹、濮、单、济等州为“京畿”外围。广济河的开掘通航，更使得两地水陆均便。社会大背景的转变和地理位置的优势，引发了菏泽历史文化发展的陡起之势。北宋时期，菏泽历史文化发展峰回路转，达到巅峰，其主要标志为集中呈现两种文化现象:一是仕宦文化现象。朝廷从巩固统治出发，重教兴学，科举取士，大力网罗治国经世人才。有志仕途的农家子弟纷纷走攻读之路，以十年寒窗博取“金榜题名”，入朝为官。北宋时期的科举取士，山东地区计录取进士140多人，据《山东通史》《齐鲁文化通史》统计，其中今菏泽地区的诸州县有56人考中。另据菏泽地方史料，还有20人考中进士。这样就共计76人考中进士，位居全国全省前列。二是文学、教育、儒学、科技并兴现象。北宋时期，位于今菏泽地区诸州县在文学、教育、儒学、科技等领域成就卓著，名人大家灿若群星。如文学家王禹偁和晃补之、经学家邢昺、教育家戚同文、医学家钱乙、科学家燕肃、农学家邓御夫等。进入金元时期，执政的少数民族加快汉化步伐，大力推广儒学，菏泽一带属于他们统治的前沿，以至菏泽仍属于文化繁盛之地，文化名人持续涌现，如金元易代之际的戏曲艺术家商正叔、商挺叔侄和李时中；元代的教育家千奴、农学家苗好谦、学者李好文等。据有人统计，今菏泽地区的历史名人在正史入传的计202人，其中宋金元时期73人，占到1/3。
3、明清时期，菏泽之境在社会变迁中出现兴教重文之风。元朝晚期，今菏泽境内各州县频遭战乱和水旱灾害侵扰，造成百姓大量死亡和流徒，四野之内，田园荒芜，史籍多谓“赤地千里”。明朝建立以后，为平衡各地人口，发展经济，巩国政权，朝延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大移民，菏泽为中原一带接受移民的重点区域之一。民屯、军屯并举，大量移民来自山西洪洞一带和本省青、登、菜、济、兖诸府及其他省份。外地移民的进入，与本地居民在血缘和文化心理上的交汇融合，取长补短，引发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诸多变革，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首先是对中国的封建经济造成了冲击，而经济反过来又加剧了封建统治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反封建思想和市民文化的发展。在明清两代长达五六百年的社会相对稳定时期内，菏泽境域上至官府，下至民间，重教兴文之风蔚然。以明代的曹州知州范希正、东明知县区大伦及清代菏泽知县凌寿柏等为代表的一批开明官吏，在重教兴文中贡献至伟。官民结合，大办社学、义学、私塾，鼓励百姓子弟入学读书，城乡教育事业呈现振兴局面。明、清两代，菏泽境内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进士、举人、秀才等各层次的知识分子。教育的振兴普及了儒学文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仕宦意识，在知识分子心目中进一步强化。当地先后涌现了明代吏部尚书李秉，户部尚书秦紘、曹邦辅、李瓒、李廷相、郭允厚、似钟、何应瑞，兵部尚书苏祐，工、户、兵三部尚书石星；清代兵部尚书刘峨，云贵总督刘藻，两江总督马新贻等一大批勋臣宿将。同时，也产生了明代边塞诗人苏祐、名列“五子”的诗人李先芳、诗文名家穆文熙，清代散文名家卢锡晋、音韵学大家时庸劢等一批学问大家，使菏泽的历史文化星空更加璀璨。在经济发展和重教兴文的社会背景下，地方志等文献的编纂也出现了一个高潮。明清时期，菏泽境域的9个州、县，均数次纂修地方志，为记录一方历史，传承文化典籍，积累乡土文化，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此外，当时菏泽牡丹已被称“甲于海内”，菏泽武术和沧州齐名闻达全国，各种戏曲繁花似锦被誉为“戏曲之乡”，由此而形成的地方特色文化开始突显并沿袭至今。
4、晚清民国时期，菏泽一带书写了民主革命文化新篇章。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的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的屈辱史，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军阀混战、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史，亦是民族觉醒，广大志士仁人历尽艰辛，探索真理，救国图强的奋斗史。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政治上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对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化发展最终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清政府完全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巨额的战争赔款又使得农民愈来愈穷，农民起义不断。经济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对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造成剧烈冲击，导致中国资金大量外流；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工厂，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利用特权与中国民族企业争夺市场；帝国主义国家扶持中国军阀官僚，造成军阀混战、局势动荡，也使中国的经济建设无法正常进行。虽然中国近代化趋势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下发展艰难，但是客观上讲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具有推动作用。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在逐步破坏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经营管理方法和科技人员，从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同时，康有为、梁启超等进行的戊戌变法，取消了科举制度，大大解放了封建思想文化对中国民众思想的束缚。在此大背景下，菏泽无数志士仁人为救祖国于危亡，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亦创建了富有民族凝聚力的民主革命文化。特别是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书写了菏泽民主革命文化新的壮丽篇章。清朝末期，曹州一带(今菏泽巨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巨野教案”。教案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撞击，亦从中彰显了菏泽人民不屈外来侵略的大无畏精神；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菏泽知识界先进分子积极组织社团出国留学，投身革命活动，开展新文化运动，救国图强，涌现出了王鸿一、何思源等一批文化精英，山东省立第六中学以培养大量优秀人才而闻名遐迩。
总之，宋元明清时期，菏泽虽然受朝代更迭和战乱移民等因素的影响，但是长时间内菏泽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冲击了封建思想和小农经济对菏泽的禁锢，为菏泽思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菏泽涌现大量的优秀人才，市民文化也走向繁荣。这些优秀的人才从文施政，为国尽忠，使得菏泽在这段时期依旧是全国前列的经济繁荣之地、文化繁盛之地。
五、五四运动至解放战争时期，菏泽革命潮涌，军民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屈的民族意志充分展现。
1、五四运动解放了菏泽人民的思想。五四运动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由学生发起、由工人扩大的坚决的反帝运动，是由无产阶级引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五四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一场独特的思想文化革命，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都有着革命性的意义。五四运动爆发后，菏泽各学校的进步师生纷纷响应，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列，1924年就有了共青团的活动。从形式上看，这是菏泽学生进行的爱国运动，但是从中国整个社会背景和发展来说，它的影响不止如此，它不仅体现了爱国自救、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在菏泽地区的传承，更是在极大程度上打破了封建文化对菏泽人民思想的禁锢，促进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在菏泽地区的传播，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更重要的是，菏泽进步师生的爱国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菏泽的传播，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这对中国共产党在菏泽地区的建立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大革命的洪流造就了菏泽籍的第一批中共党员，一些革命志士相继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英勇无畏地开展了革命斗争。1927年10月，菏泽第一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曹州支部建立，徐鹏翥任支部书记；1930年，曹县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农民协会；1932年，东明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盐民暴动；同年，建立了共青团鲁西南特别支部；1933年，东明县爆发了农民抢坡斗争。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菏泽先后建立了17个中共党支部，党员发展到200多人，革命星火四处闪烁。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菏泽早期的共产党员田位东、孔庆嘉、任守钧等壮烈牺牲。
2、抗日战争期间，菏泽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不战而逃，于1938年年初将山东省政府迁至曹县县城；5月14日，日军进攻菏泽，国民党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必蕃、参谋长黄启东率部英勇抵抗，两将军以身殉国，菏泽沦陷；随后，日军继续南侵，鲁西南成为敌后。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然后分兵西进。6月9日，蒋介石为了以水代兵，阻止日军西进，下令炸开郑州以北的花园口黄河南大堤，使黄河水改道东南，夺淮河入海。6月初，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开始重建地方政权。巨野、郓城一带曾属第二区，单县、曹县、成武一带曾属第十一区，菏泽、定陶、鄄城一带曾属第十六区，同时任命了专员、县长。1938年3月，伪山东省政权开张，在济宁城设立了鲁西道公署；从这年冬开始，陆续在今属菏泽市的各县建立了伪政权；1940年7月，设立了伪曹州道，道公署驻菏泽城。七七事变后，中共党组织在鲁西南开始恢复和发展。1937年11月建立了中共鲁西南工委，1938年5月改建为鲁西南特委，同年7月与中共徐州西北区委合井，改建为中共苏鲁豫特委。在鲁西南工委(特委)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各县县委或工委。各级党组织领导和依靠人民，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抗日武装，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开始了抗日根据地的初创工作。1938年底和1939年初，八路军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领东进支队到达鲁西一带，杨得志率领冀鲁豫支队到达鲁西南一带，彭明治率领苏鲁豫支队到达湖西一带。从此，冀鲁豫苏皖接壤地区的广袤大平原上，抗战形势迅速发展，抗日根据地逐渐形成。同时，在冀鲁豫地区，建立了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冀鲁豫军区和冀鲁豫行政主任公署；在鲁西地区，建立了中共鲁西区党委、鲁西军区和鲁西行政主任公署；在湖西地区，中共苏鲁豫特委扩建为苏鲁豫区党委。不幸的是，1939年8月至11月，这里发生了“湖西肃托”冤假错案，使湖西地区遭受了惨重损失。尔后改建为湖西地委。1941年7月，冀鲁豫、鲁西两区合并，成立了新的冀鲁豫区。共产党在菏泽市及其周边地区建立的运西专署、湖西专署和鲁西南专署，成为著名的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心地区。在菏泽这片热土上，刘少奇、罗荣桓、杨得志、杨勇、万里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留下了光辉的足迹。菏泽抗日根据地军民一心，先后进行了樊坝、缪堤圈、五大村、红三村、潘溪渡、吕沟、王厂、王高寨等战斗，粉碎了日伪军的数次“扫荡”和“蚕食”，开展了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运动，加强了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各项事业。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5年8月，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年10月29日，菏泽城收复。11月，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领导机关迁入菏泽城。菏泽成为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46年1月，成立了直属冀鲁豫区的菏泽市。从这年3月开始，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冀鲁豫边区人民同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围绕花园口决口的堵复，即黄河归故问题，进行了曲折复杂的谈判和斗争，黄河两岸人民开展了气壮山河的黄河复堤抢险斗争。
3、解放战争时期，菏泽军民对敌英勇斗争。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同年8月，国民党30万军队向鲁西南解放区大举进攻。从此，菏泽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均空前集中，双方大进大退，形成“大拉锯”局面，斗争十分激烈和残酷。1946年8月至10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先后进行了陇海铁路汴徐段自卫反击战役、定陶战役、巨野战役、鄄南战役；9月，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也撒离菏泽，随刘邓大军主力转移到黄河以北，菏泽的县城全部为敌人占领。各地党组织、地方武装开始了“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腹地斗争，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坚持武装斗争和土地改革相结合。刘邓大军于1947年春进行了巨金鱼和豫皖边战役，6月30日至7月28日进行了著名的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为策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于9月7日至9日发起沙土集集战役。鲁西南人民坚持“一切为了战争，一切服从战争”，全力参战支前，为历次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8年9月，菏泽城再次获得解放。10月，冀鲁豫区领导机关再次迁入菏泽城。鲁西南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人民大力发展解放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努力恢复战争创伤。1949年3月，冀鲁豫南下支队约6000人于菏泽出发南下，先后接管了赣东北和贵州全省，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菏泽人民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己任，奔走在革命的第一线，彰显了菏泽人民爱国奉献、团结共进的伟大革命精神，为菏泽乃至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综上所述，菏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为人们展示了丰富多彩、出类拔萃的文化资源。其中，尤为重要、独具特色的当数祖源文化、红色文化、军事文化、牡丹文化等八大文化。现简要概述如下：
一是异彩纷呈的祖源文化。菏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祖源文化资源特别丰富、深远，是中华民族祖源文化的交融之地；很多传说中的始祖母、始祖出生、成长或生活、成就在此。始祖母华胥氏生活在雷泽湖畔，三皇之首、人文始祖太昊伏羲出生在鄄城，炎帝神农氏生在曹县，尧都陶丘，舜在此“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三皇五帝”作为人文始祖，有半数以上经常在此活动，有的还以此为都、统御天下，为菏泽留下了深厚的祖源文化资源。距今7000年以前，今菏泽一带为广阔的水泽岗丘地貌，水草肥美，十分适宜“逐水草而居”的远古先民在此栖息与繁衍；原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夏族先民和鲁中丘陵地区的东夷族先民陆续迁徙汇聚到这里，与早就在此繁衍生息的华族先民交往融合，进而创立了内涵更为丰富的新型华夏族文明。古代文献显示，以凤鸟为图腾的太昊华胥氏部族活动于鲁西南的济水流域，以龙为图腾的雷泽氏部族活动于今鄄城、巨野一带的雷泽、大野泽流域。中华初祖伏羲诞生于此，华夏族首领黄帝、炎帝与蚩尤带领各自的部落曾决战于河、济之间，完成首次华夏民族的大融合。黄帝之后，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五帝时期的部族首领，也曾在此长期生活，留下“颛顼之墟”、“帝喾都亳”；尧葬于榖林；舜生姚墟，“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等众多圣迹。境内现存的这些故城、湖泽遗址，及众多的堌堆，以及发掘出土的石器、陶器、铜器，就是本地远古祖源文化的有力物证。特别是文明始祖尧舜，更是在这块土地上开创了“尧天舜日”的太平盛世。尧帝严肃恭谨、明于察人，爱民睦邻、治理有方，生活简朴、德高望重，部族首领纷纷归附；后继帝位，更加勤于政事，制定法度，禁止欺诈；制定历法，授民农时；设置谏鼓，广纳意见；树立谤木，接受批评；广凿水井，促进农耕；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划定九州，设立官制；推行教育，关心百姓；弘扬道德，倡导和顺；使天下百姓融洽相处，使天下万国和谐一致。舜“陶家事亲，宽裕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近”，先为四部落联盟首领，后由四岳十二牧推举继承了尧的帝位；继帝位后，修订历法，大兴祭祀；明确职责，明定赏罚；“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巡守考察，“庶绩咸熙”；任用贤能，惩处坏人；制礼作乐，德及四夷。尧舜二帝克勤克俭地为百姓做事，使九族和睦、民风质朴；年老后又主动“禅位让贤”、“推位让国”，而被后世尊为“贤明君主”、“文明始祖”。历史文献和史前遗存足以证明，这里就是华族、夏族和东夷族群社会和文化的交融之地，各部族首领和上古先贤们或诞生于此或创业于此，开启了广阔深厚的远古文明。
二是诚信致富的商业文化。春秋末年，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两大商业奇才范蠡、子贡，均曾在菏泽这片“天下之中”的土地上经商，并且得益于这块“风水宝地”的地利，而积资千万、发家致富，前者开创了“陶朱事业”，后者留下了“端木遗风”。“货殖之利，工商是营。”春秋后期正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转化的前期阶段，封建私有制经济产生，人们逐渐淡化重农抑商思想。时势造英雄！精通经济事务和经营谋略的范蠡、子贡便应运而生，不仅首开儒生士绅经商的先河，而且建立起了各自的商贸王国、获利甚丰富可敌国。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字少伯、端木赐（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46年）字子贡，均生活于春秋时期，同样善于经商，无不诚信经商，皆被尊为“财神”。范蠡的一生，就象一个起伏跌宕、曲折有致、精彩纷呈的故事，从政两至卿相、一再辞官，经商几至千金、再三散财，充满着传奇色彩；虽然出身贫寒，但却聪敏睿智、勤学好思，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胸怀大志、敢做敢为，有勇有谋、能文能武，文可安邦，武能定国。他“乘扁舟，浮江湖，变名姓”，远走他乡，隐姓埋名，“浮海至齐”做生意，“间行至陶”搞经营，利用陶邑“诸侯四通（东邻齐、鲁，南通楚、越，西接秦、郑，北连晋、燕）”，及南北水陆交通枢纽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定居经商，“治产积居”，既种谷囤粮、植桑养蚕、织锦卖布、凿池养鱼、建场养马，治理产业，又囤积居奇、贩进卖出，从事经营，特别是货物交易、“国际贸易”。他“择人而任时”，“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把握“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物价贵贱变化波动规律，运用“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原则与方法，在价格涨跌的轮回、资金周转的快捷、“低吸高抛”的交易中获利颇丰，“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赀累巨万”。子贡出身于商人家庭，20余岁继承祖业开始经商（比范蠡从商要早），后拜孔子为师，时常到各国活动；子贡能言善辩，反应敏捷，善于经营，曾在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致千金；因能"亿(预测)则屡中"，及时掌握行情，“与时(及时)转货”，而非常富有，在经营商业上成就斐然，并藉此而成为孔子的代言人和杰出的外交家。《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赣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论衡·知实》记载:“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七十之徒，赐最为饶益”，“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史记·货殖列传》共记载了十七个人的经商活动，范蠡居一、子贡第二。范蠡、子贡虽善“货殖”，但皆为儒商，不会惟利是图、见利忘义，而是轻财好施、慈悲喜舍，关注民生、回报社会的君子。范蠡“好行其德”，曾“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周济乡亲，并在经营中薄利多销、让利于民，坚持“逐十一之利（即只赚取10%的利润）”；子贡则是一位有学识的商人，颇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经商不单是为了发财致富，而有其政治目的，想借以宣传其政治主张、实现外交才干，受到后世商界推崇。范蠡、子贡通过经商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因其善行义举而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得到了显赫的社会地位，正所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当时，“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越王勾践甚至对子贡"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同时同地、皆商皆富，又同样被后人尊为“商祖”“财神”，这在历史上、国内外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当时的曹国、陶邑之所以很快繁荣起来，逐渐发展成为商贸中心、经济都会、中心城市，保持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的经济枢纽、贸易中心地位达七八百年之久，除了陶邑水陆交通便利、可以四通八达，具有“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的地利之外，范蠡、子贡也是功不可没的。菏泽、定陶也因之而成为儒商文化的发源地。
三是渊源流长的金融文化。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皇后、皇太后单县人吕雉(前241年-前180年)，临朝称制当权后，针对汉初承袭秦半两钱制、听民私铸钱币、货币减重如榆荚、币制混乱不堪的状况，于吕后二年（前186）改革币制，颁布禁止盗铸货币的禁令，由政府铸行了八铢钱，加重货币来提高币值，强化对货币的控制，对加强西汉政府中央集权和维护西汉统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样出生于单县的周自齐，在清末民初也是一位风云人物，曾创办清华学堂，出任驻美公使馆领事、外务部右丞左丞、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陆军总长、财政总长、农商总长，1922年3月署理国务总理，1922年6月2日摄行大总统职务。作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和闻名海内外的理财高手，他组织发行国内公债为政府理财，通过发行国内公债、推行税制改革和提倡盐政改良等方式，不仅在短期内为北洋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财政改革思想。1914年，面对挥霍无度的北洋政府的巨额财政需求，周自齐从英国贷款，到美国换成美元，然后再到英国转换成英镑，去购买廉价的日货高价转卖出去，赚回高额利润。这一举措，不仅实现了为政府理财、为国聚财的目的，更是为中国财政管理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前提。后又在民国肇造、政局未稳、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谋求对外举债，在举债遇挫、外援断绝之际考虑发行国内公债，于1914年8月呈请成立了“内国公债局”，专门负责公债发行事宜；为了提高国内公债的信誉度，他对公债发行办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提高1914、1915两年的公债利息与折扣，缩短发行周期与付息时间，以刺激商民的认募积极性，另一方面加大动员力度，分别于1914年8月和1915年１月两次致电全国，请各省将军、巡按使与商会踊跃应募，由于措施得力，财政部于1914年8月呈准发行的2400万元国内公债得以超额完成，共征得资金2540余万元，而且预定1915年再发行国内公债2500万元。此举使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增加，不仅避免了中国财政一味依赖外债的不利局面，而且有效缓解了北洋政府的财政紧张形势，确保了北洋政府的正常运转，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财政管理开始迈上现代化转型之路。就此意义而言，周自齐不仅算得上是北洋政府中的一位理财高手，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此外，新中国成立之前，设于菏泽的红色政权也曾建立银行、发行钱币。1940年4月15日，中共在鲁西区建立了第一个行署级抗日政府――鲁西行政主任公署，下设泰西、运西、运东、鲁西北、湖西五个专员公署，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肖华任主任。1940年1月，北方局作出鲁西统一发行纸币决定后即开始筹建鲁西银行（鲁西银行，是山东抗日根据地鲁西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东分局的批示筹建的），5月开始发行鲁西银行币，鲁西银行正式成立。鲁西银行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供给部筹建，由吕麟部长负责全部工作。5月，鲁西行政主任公署任命吕麟为鲁西银行经理，机构基本在第一一五师供给部运行，主要任务是印制和发行货币，保证军政供给，还进行少量的军工投资、合作社投资和农村贷款。1941年7月，鲁西行署与冀豫行署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行署后，鲁西银行演变成为冀鲁豫行政公署的地方银行，其业务范围又扩大到冀南、豫北和鲁西南三个专员公署区。据冀南银行1947年统计，鲁西币1940至1941年发行量为795万元，到1945年达169717万元。鲁西银行与鲁西币，在晋冀鲁豫及华北平原广大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在中国革命根据地金融货币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是影响深远的大汉文化。大汉文化，即汉高祖文化、“两汉”文化、汉民族文化。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9年响应陈胜、吴广起义，后成为秦末农民义军的主要领袖之一。并以定陶为根据地与项羽“楚汉相争”，后又于公元前202年在定陶的一处土丘高地（今官固堆）登基称帝，建立汉朝，使定陶成为汉朝兴起的策源地，为定陶留下了受命坛等大量的汉文化遗址。刘邦“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由汉王进而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汉民族和汉文化的伟大开拓者之一。作为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卓越的军事家、指挥家，刘邦结束了奴隶分封制的分裂纷争状态、结束了统治者横征暴敛的历史、结束了秦朝摧残文化打压言论的做法，通过治理使天下大治，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使汉成为整个民族的代称，从而，对汉族的统一、中国的强大、汉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目前，定陶相关的历史名胜，不仅有官固堆、戚姬寺，而且还有梁王台、项梁墓、汉墓等，可谓遗存丰富。
五是孙吴开创的军事文化。菏泽自上古时期始就一直是战略要地，是部落和兵家必争之地。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晋、楚两国在魏国城濮（鄄城西南）地区进行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城濮之战，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时许下的“退避三舍”诺言，令晋军后退，以避楚军锋芒，进而将不顾楚成王告诫、孤军冒进的楚军两翼歼灭，令楚军大败。公元前353年（周显王十五年）的桂陵之战，也发生在这一带。受到魏军围攻的赵都邯郸守将向齐求救，齐王命田忌、孙膑率军援救。孙膑认为魏以精锐攻邯郸，国内必定空虚，于是率军围攻魏都大梁。魏将庞涓急忙统帅大军回国救援，孙膑却在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伏袭，打败魏军，并生擒庞涓。孙膑这一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的“围魏救赵”战法，自此成为军事上诱敌就范的常用手段，两千多年来一直“久演不衰”。孙膑就是诞生于菏泽（鄄城北）的一位著名军事家，其军事思想主要集中于《孙膑兵法》。该书是中国古代系统总结战役理论与实践的开山之作,引领了冷兵器时代战略战术变革的方向，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孙膑兵法》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谋划”换空间的战争指导思想、以“造势”为核心的战役理论体系、以“延气”为目标的治军理论和“责人”与“强兵”并举的军队建设思想。在战争观方面，孙膑主张慎重地对待战争，强调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解决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强兵"必先"富国"，用兵要顺应民心军心，可以战争抑制战争，只有以强有力的武力作为保障，才能够使国家安定、富强，但又反对穷兵黩武，指出战争不可不用也不可滥用；战争认识论方面，孙膑提出将领要知"道"（即战争的规律），只有掌握了战争的规律，了解敌我双方情况，指挥得当，才能保证取胜，并专门阐述了积疏、盈虚、径行、疾徐、众寡、佚劳六对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矛盾，主张把握这些矛盾的转化规律出奇制胜；战略思想方面，孙膑强调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主动进攻，转换攻守形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战术方面，孙膑则提出了"因势"、"造势"的思想；在军队建设、管理方面，则提出将领应当具备义、仁、德、信、智五种素质，要做到任用贤能、严明纪律、奖惩公平、赏罚及时。《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并称军事理论的双壁，对今天的信息化战争和军队建设均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此外，战国时期的另一位军事家吴起也诞生在菏泽。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是兵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其所著《吴子兵法》，是反映古代汉族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吴子兵法》主要论述了战争观问题，认为只有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才能使国家强盛，既反对持众好战，也反对重修德而废弛武备。《吴子兵法》提出以治为胜，赏罚严明，主张在军队实行“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主张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士卒掌握各种作战本领，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强调“简募良材”，根据士卒体力、技能等条件的不同，合理分工和编组，实现军队的优化组合；要求统军将领“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五慎”条件，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四个关键的因素。
六是豪迈激昂的红色文化。菏泽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革命的峥嵘岁月，为这片热土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革命战争时期，英勇的菏泽军民同仇敌忾，以不屈的民族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出生入死、不屈不挠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夺取了反侵略、求解放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两度作为边区首府所在地的菏泽，先后组建八路军一一五师陇海支队、冀鲁豫支队青年挺进大队等9支人民抗日武装，英勇顽强地抗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底,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挺进中原,菏泽的抗战形势随之焕然一新。八路军和菏泽抗战军民经过樊坝、缪堤圈、巨野“五大村”、“红三村”、潘溪渡、吕沟、鄄北、王厂、王高寨等众多血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先后开辟出鲁西南、运西、湖西抗日根据地，菏泽逐渐发展壮大为全国最大的平原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的中心区。1945年8月，菏泽抗战军民转入对敌全线大反攻，于9月初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6年6月，蒋介石又挑起内战，国民党14个师32个旅共30万大军，大举进攻鲁西南解放区。菏泽军民只好拿起武器，奋起自卫，成为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同年8至10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部先后发起陇海铁路汴徐段自卫反击战、定陶战役(大杨湖战役)、巨野战役(龙固章缝战役)、鄄南战役，共歼灭敌人4.6万余人。1947年1至2月，刘邓大军再次挺进黄河以南，先后发起巨金鱼、豫皖边战役，共歼敌4.2万余人。随后，刘邓大军继续转战黄河以北。1947年6月30日至7月2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出击外线，发动了著名的鲁西南战役。在这次大规模歼灭战中，菏泽人民同往常一样，继续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全力支前，同刘邓大军一起创造了歼敌4个整编师共9个半旅约6万人的辉煌战绩，打乱了国民党军在南部战线的战略部署，开辟了进军大别山的道路，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谱写了又一曲人民战争的壮丽凯歌。随后，根据党中央的部署，菏泽又派出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赣东北和贵州新政权，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堪称菏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和不畏牺牲、勇于奉献精神的生动写照与集中彰显。
七是多姿多彩的非遗文化。菏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其中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菏泽古老族群身份记忆、历史文脉延续发展的重要见证和载体。菏泽现有“商羊舞”、“大平调”等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项目30项，列入省级非遗名录的60项，列入市级非遗名录的96项；有10人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21人为省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113人为市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菏泽在国家、省两级非遗名录和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三个方面，均居山东省之首。菏泽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涵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曲艺、传统技艺、民间杂技、民间手工艺等诸多方面。其基本特点是不脱离地域特性，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是千百年来地域性和大众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堪称菏泽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和菏泽古老族群的身份记忆，蕴含着菏泽人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创造性和文化意识。保护、传承、利用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增强人们的历史感、地域认同感和创造精神，促进菏泽文化多样性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八是仪态万方的牡丹文化。菏泽牡丹甲天下。牡丹是我国特有的传统名花，而菏泽是驰名中外的牡丹之乡，栽培历史悠久。菏泽牡丹栽培始于隋唐，至明清步入兴盛时期。清代苏毓眉编著的《曹南牡丹谱》云：“至明而曹南牡丹甲于海内”；《曹县志》也记载曰：“牡丹初盛于锥下，再盛于亳州……叙至于今，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牡丹原为野生，后来才被人们栽培种植。到了唐代，牡丹栽培开始繁盛，因为唐朝以富态丰满为美，而牡丹端庄艳丽雍容华贵的样子正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标准。到了宋代，中国牡丹的栽培中心由唐代的长安转移到了洛阳；花事相当发达，街市上出现了花团、花局、花行等场所，也有专门从事花卉种植的农户，以种花卖花为生，并不断推出能卖上好价钱的新奇品种；花开时节，人们搭台唱戏、饮酒欢歌、头簪牡丹，四处赏游。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让菏泽牡丹产业得益于运河经济带，而在元末明初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整个明朝基本上是菏泽牡丹从无到有、从有到盛的发展阶段，到明朝后期菏泽牡丹已经成为全国牡丹的栽培中心；清朝末期，菏泽牡丹的栽培面积已达500多亩，当地人种牡丹就像种粮食一样连片种植，每年输出十多万株，运往广州、天津、北京、汉口、西安、济南等地出售；至近代，菏泽牡丹栽种面积发展到一万多亩，成为我国最大的牡丹产地，品种也由乾隆末的50余种增加到204种，牡丹种植品种之多、面积之大已为全国所仅有；截至2017年，菏泽市牡丹种植面积达48.6万亩，品种1237个，其中成方连片1000亩以上牡丹种植基地37个。据《曹州牡丹谱》记载，当地农民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种果树莫若木瓜、柿子；养花木还是牡丹、芍药。”菏泽牡丹共有红、紫、蓝、白、粉、黄、黑、绿、复色9大色系，花型有单瓣型、荷花型、菊花型、蔷薇型、托桂型、金环型、皇冠型、绣球型、千层台阁型、楼子台阁型10大花型，先后参加园博会、花博会等国内外花展43次，荣获各类奖项561项。菏泽人栽培牡丹，喜爱牡丹，历代文人墨客更是对牡丹情有独钟。长期以来，菏泽以牡丹为题材的诗词文赋、故事传说比比皆是；同时，牡丹也融入到戏曲、小说、书画、图案、刺绣、剪纸、雕刻、雕塑、建筑等领域以至人们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可以说，牡丹与菏泽人的精神、情感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牡丹已成为菏泽的文化标志和地方品牌，而菏泽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驰名中外的“牡丹之都”。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代替的、不可再生的。保护好、开发好和建设好菏泽历史文化遗产，使之传承给后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菏泽祖源文化所体现的高尚道德精神；红色文化所体现的爱国奉献精神；军事文化所体现的团结奋进精神；牡丹文化所体现的高雅亲和精神，都是菏泽历史文化的精髓。菏泽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既是菏泽人民的瑰宝，更是整个民族的共同财富。菏泽历史文化的开发，要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立足点，使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传承相结合，既做到合理继承，又能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风貌。菏泽要更好地在世界关注的眼光中展现自我，展现菏泽文化的时代魅力，坚定文化自信，发展好菏泽地域的文化传统和话语体系，做到有能力与其他地域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在世界文化中彰显菏泽文化，发出菏泽声音，进一步彰显中华文化，在坚守自身的立场与特性的同时，使菏泽文化发展更加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需要，展现出菏泽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参考文献
[1]山东省菏泽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菏泽地区志》，齐鲁书社，1998年3月第一版。菏泽地区修志历史悠久。明正德十年吴瓒修《曹州志》，万历二十二年许恩修《曹州志》，天启元年潘永澄修《曹州志》，均已佚。清康熙十三年(1674)佟企圣纂修《曹州志》二十卷，刻本，现存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乾隆二十一年(1756)周尚质修、李登明纂《曹州府志》二十二卷，刻本，现存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嘉庆十三年(1808)朱续孜纂修《曹州府志》四卷，现存北京图书馆。
[2]王伯涛主编：《菏泽历史文化集萃》，百苑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3]贾凤英、孙凤云主编：《菏泽文化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第一版。
[4]王学典主编：《滕州读本》，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作者：吴福华）
